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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待

马车把他送到西北区那条街道的四千零四号。早晨九点的钟声还没有敲响;那个男人赞许地看看树皮斑驳的梧桐,每株树下一方暴露的泥土,带小阳台的整齐的房屋,旁边一家药房,油漆五金店的退色的菱形门面装饰。对面行人道是一家医院的长围墙;远处一些暖房的玻璃闪闪反射着阳光。那人心想,这些东西(仿佛在梦中见到似的杂乱无章、毫无道理地凑在一起)以后日于一长,假如上帝允许,倒是不变的、必要的、亲切的。药房的橱窗里摆着瓷制店名牌:布雷斯劳尔。犹太人正在取代意大利人,而意大利人曾挤掉了本地白人。还是这样好;那个男人宁愿和不是本民族的人打交道。

车夫帮他搬下大衣箱;一个神情恍惚或者疲倦的女人终于开了门。车夫从座位上退给他一枚钱币,自从在梅洛旅馆的那晚以来一直揣在他口袋里的一枚乌拉圭铜币。那人给了车夫四毛钱,当即想道:"我的一举一动都不能给别人留下印象。我已经犯了两个错误;付了一枚别国的钱币,并且让人注意到我很重视这个差错。"

由那个女人带路,他穿过门厅和第一个天井。替他保留的房间幸好是对着第二个天井。屋里有一张铁床,工匠把床架做得花里胡哨,像是葡萄藤和葡萄叶的形状;还有一个松木大衣柜,一张床头桌,一个落地书柜,两把不配套的椅子,一个有脸盆、水罐、肥皂盒、一个深色玻璃杯的洗脸架。墙上有一幅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地图和一个十字架;墙纸是胭脂红色的,图案是许多重复的开屏的大孔雀。唯一的一扇门朝着天井。挪动椅子位置之后才搁得下大衣箱。房客表示满意;当那女人问他怎么称呼时,他回答说姓维拉里。他之所以说这个姓,并不是当做秘密的挑战,也不是为了减轻事实上他并不感觉的屈辱,而是因为这个姓一直困扰着他,他不可能想到别的姓。认为冒用仇人的姓是狡黠的手段,是小说里胡编的,他当然没有这种想法。

维拉里先生最初足不出户;几星期后,等天黑了才出去一会儿。一晚,他进了离住处三个街区远的一家电影院。他总是坐最后一排;总是不等终场,提前一些站起来离开影院。他看了下层社会的悲惨故事;毫无疑问,这种故事包括失误,包括他以前的生活的形象;维拉里没有注意这些,因为他从没有想到艺术和现实会有巧合的可能。他顺从地努力让自己喜欢故事情节;他希望抢在展示情节的意图之前。和爱看小说的人不同,他从不把自己看成是艺术作品中的人物。

他从没有信件,甚至没有寄给他的广告宣传品,但他带着模糊的希望看报纸的某一栏消息。傍晚时,他把一把椅子搬到门口,认真地喝马黛茶,眼睛盯着隔壁房子墙上的爬藤植物。独处的岁月使他知道,在记忆中每天的日子大多是一模一样的,但没有哪一天,即使在监狱或者医院里,不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。以前在幽居的情况下,他情不自禁地要计算日子和小时,不过这次情况不同,因为这次幽居是没有期限的——除非一天早晨报上登出阿列杭德罗·维拉里死去的消息。也有可能维拉里已经死了,那么现在过的日子就像是一场梦。那种可能性使他忐忑不安,因为他弄不明白它带来的感觉是如释重负呢还是大祸临头;他对自己说那种可能性太荒唐,便把它排除了。在遥远的过去(使他觉得遥远的不是时间长,而是两三件不可挽回的事),他怀着不顾一切的爱,曾向往过许多东西;那种强烈的愿望招来了男人们的憎恨和一个女人的爱情,现在却不想某些特殊的东西了:只希望能持续,不要结束。马黛茶味,烈性烟味,天井地上越来越长的影子。

这幢房子里有一条老狼狗。维拉里同它交上了朋友。他用西班牙语、意大利语和记忆所及的小时说的一些乡村方言同狗说话。维拉里试图只顾眼前,不回忆过去,也不考虑将来;对他说来过去的回忆比展望将来更没有意义。他隐约觉得过去是构成时间的物质;因此时间很快就变成过去。有时候,他的厌倦像是一种幸福感;那时候,他的心理活动不比一条狗复杂多少。

有一夜,他嘴里一阵剧痛,使他惊恐哆嗦。那个可怕的奇迹几分钟后重演一次,快天亮时又来了一次。第二天,维拉里雇了一辆马车,去十一区的一家牙科诊所。大夫替他拔掉了那颗大牙。在那紧要关头,他不比别人胆小,也不比别人镇定。

另一夜,他从电影院回家,觉得有人推撞。他心头火起,但又感到隐秘的宽慰,转过脸去看那个冒犯他的人,恶狠狠地骂了一句。对方一惊,结结巴巴地道歉。那是个高个子的年轻人,黑头发,身边有个德国型的女人;维拉里那晚再三思索,确定自己不认识那两个人。但是他在家里蹲了四五天才敢上街。

书柜里有一部安德里奥利评注的《神曲》。出于些许好奇和强烈的责任感,维拉里开始阅读那部煌煌巨著;他晚饭前看了一歌,然后严格按照顺序细读了注释。他认为地狱里的苦难不是不可能或过分的,他没有想到但丁已把他打进最后一层地狱,在那里乌果利诺不停地用牙齿啮咬着卢其埃里的脖子。

大红墙纸上的孔雀似乎会引起纠缠不清的梦魇,但是维拉里先生从没有梦见由密密匝匝的活鸟组成的怪异的凉亭。天亮时,他总是做一个背景相同、但细节各异的梦。维拉里和另外两个人握着手枪闯进他的房间,或者在他从电影院里出来时袭击他,或者三个人都成了那个推操他的陌生人,或者阴沉地在天井里等他,见了面却好像又不认识他。梦快结束时,他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掏出手枪(他确实在抽屉里放了一把手枪),朝那些人发射。枪响把他吵醒,但那始终只是一个梦,在另一个梦中那些人重新袭击他,在第三个梦中他不得不再次把他们打死。

7月里一个朦胧的早晨,陌生人的在场(不是他们开门的声响)惊醒了他。在幽暗的房间里,他们显得很高大,面目在幽暗中却模糊得出奇(在恶梦中一直比现在清晰得多),他们虎视眈眈,一动不动,耐心等待,仿佛手中武器的重量压弯了他们的视线,阿列杭德罗·维拉里和一个陌生人终于找到了他。他做个手势,让他们稍候,然后朝墙壁翻过身,仿佛想重新入睡。他这样做,是为了引起杀他的人怜悯,还是因为承受一件可怕的事要比没完没了地想像它、等候它轻松一些,或者——这个可能性也许最大——设想那些杀手只是梦中的景象,正如他在同一地点、同一时间多次见过的那样?

他正这样恍恍惚惚时,枪声抹掉了他。